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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3页）

“他还在乎这个？怎么，他已经很有名了。”

“他很在乎。天哪，他们这帮人可在乎呢。”她笨拙地微微一摆手，进房去了。

帕格独自吃完早饭，就到图书室去。室内除一个孩子气的管理人外，还没有人。书架上有不少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文书。帕格看中一本名叫潜艇：1914-18的书，就坐在皮圈椅里翻到论美国驱逐舰的战略那部分细细看起来。不久他听到了钢笔的沙沙声。在一张他几乎伸手可及的小书桌边，坐着那位德国潜艇军官，低下他刺猬似的脑袋正写着什么。帕格没看见他进来。

格罗克微微一笑，用钢笔指着那本谈潜艇的书说：“在回忆往事吗？”

“嗯，我当时在驱逐舰上。”

“我呢，在水底下。也许咱们已经不是第一次相逢了。”格罗克讲英语时略略带点德国口音，但并不难听。

“很可能。”

帕格把那本谈潜艇的书放回到书架上，取下塔茨伯利写的书。格罗克说：“咱们在晚饭前一起喝一杯，彼此交换一下对一九一八年大西洋的看法，好不好？”

“好极了。”

帕格想坐到甲板上的椅子里看一会儿塔茨伯利的书，然后下去工作。他带来一些关于德国的工业、政治和历史的书，都是又厚又重，他打算在赴任的路上把它们全部看完。情报手册之类的玩艺儿当然很不错，不过他喜欢自己钻研，在使人寒心的大厚本里寻找更多的细节。书上记载的东西多得惊人，可惜经常缺少锐利而仔细的眼睛。

船头上波涛汹涌，白色的浪花在阳光灿烂的蓝色海面上形成一个v字。“不来梅号”象一只战舰似的乘风破浪前进。帕格抬头瞧了瞧从烟囱里冒出来的淡烟，又望了望大海，估计刮的是西北风；风速大约十五海里，船速十八海里，港口处四级风浪，前方远处积雨云下面有雨和暴风。他不由得怀念起海上生活来。他离开海洋已经四年了，不当指挥官已经十一年了！他站在船头上的栏杆旁边，靠着一根吊救生艇的柱子，深深吸了几口海上的空气。两对中年夫妇从他身边走过，一望而知是犹太人，都穿着讲究的运动服，一边走一边兴高采烈地谈着话。他们转过甲板上的船室就不见了。他正望着他们的背影，忽听得塔茨伯利洪钟般的声音：“哈罗，中校。我听说你天一亮就带着我的帕姆1一起散步了。”

1帕米拉的昵称。

“哈罗。你看见刚才走过的四个人吗？”

“看见了。不用说是犹太人。喂，那是我的书吗？多么叫人感动。你看了多少啦？”

“我刚刚从图书室借来。”

塔茨伯利的小胡子忧郁地耷拉下来。“怎么！不是你自己买的？去他妈的所有的图书馆。这样你看了书，我连一个子儿也拿不到。”他哈哈一阵大笑，把一只穿绿袜子的脚搁在栏杆上。他身穿一套宽大的椒盐色高尔夫球衣，戴一顶绿色苏格兰帽。“这是本坏书，实际上是种冒牌货。可是在你们国家里销路很好，对我来说算是交了好运。要是你在过去两年内没有在收音机里听过我的胡说八道，那么你可以在书里看到一些有趣的章节。是历史的脚注。我那篇关于希特勒进入维也纳的报道确实不算太坏。咱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啊，中校。”

他谈起德国占领奥地利的情况，听去就象在广播：口气斩钉截铁，消息灵通，对民主国家的政客表示无比轻蔑，兴致勃勃地谈着不吉的预兆。塔茨伯利独到的见解是世界可能发生大火，不过那场面也可能非常壮观。“你能想象我们让他赢得的胜利有多荒诞、多可怕吗，亲爱的朋友？我都看见了。简直是普鲁塔克1笔下的人物！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小人物，没受过什么教育，出身低微——二十岁时是一个被刷下来的学生，一个流浪汉，一个不走运的人——在维也纳一家小客栈里当了五年肮脏、褴褛的瘪三——这些你都知道吗？亨利？你可知道有五年时间，这位元首一直是你们所谓的波威利街2上的瘪三，跟一伙同病相怜的可怜虫一起挤在一个又脏又小的房间里，在救济穷人的施粥所里喝稀汤，而且并不是因为经济萧条——维也纳当时繁荣得很——而是因为他这人既懒惰又没本领，富于幻想，和现实格格不入！说他当过油漆匠的故事都是杜撰出来的。他卖过几张手工画的明信片，但一直到二十六岁，他始终是一个在马路上闲逛的瘪三。后来在德国军队里当了四年兵，升为下士，当过听差，这种工作甚至对于文化程度极低的人来说也是下贱的。到了三十岁，他穷困潦倒，失了业，用煤气自杀，躺在一个陆军医院里。这就是元首的身世。

1纽约市的一条小街，以出租小客栈闻名。

2普鲁塔克（46-120），希腊著名传记作家。

“后来——”他正讲得起劲，象在广播似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邮船的汽笛突然响了，淹没了塔茨伯利的声音。他似乎一怔，随即笑起来，接下去说：“后来又怎么样了呢？嗯，就是这个丑陋、病弱、粗野、顽固、愚昧、半疯的可怜虫，忽然从医院的病床上跳出来，十年工夫在急于恢复元气的德国爬到了元首的高位。他还是一个外国人，亨利！一个奥地利人。他们为了让他跟兴登堡1竞选，不得不为他假造了公民身份证件。我呢，可亲眼看着他发迹，从维也纳的街道卖明信片挨饿一直到成为哈普斯堡和霍恩佐伦两个王族的唯一王位继承人。维克多-亨利微微一笑。塔茨伯利本来圆瞪着眼睛，心情激动，这时也不由得哈哈笑起来。“哈，哈，哈！我揣摩只要仔细一想，就会觉得这件事相当可笑。不过这种荒诞不经的怪事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占中心地位的重要事实。”

其实亨利是笑塔茨伯利这番滔滔不绝的议论没有什么新东西，大部分在他的书里都有了，而且几乎是逐字逐句。“嗯，还是那句老话：及时缝一针，可以省掉九针，”他说。“你那班政客要早下手，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个不可思议的小杂种干掉的，可是他们不动手。现在他们可遇到难题了。顺便问一句，你要去哪？也去柏林吗？”

1兴登堡（1847-1934），当时的德国总统。

塔沃伯利点点头。“我们在柏林的那位老兄忽然在这个紧要关头患起前列腺炎来了。哈-哈！戈培尔博士说我可以去接替他的职位，非常意外！从慕尼黑开始，我一直是第三帝国中‘不受欢迎的人’。毫无疑问，要不了几个星期我会被他们一脚踢出来的。出于某种原因，德国人这个月对英国人特别友好。也许是在他们吞并波兰的时候要我们袖手旁观。我们当然会袖手旁观的，一定会的！保守党人都是彬彬有礼的蛆虫。洛伊德-乔治管他们叫贵族耗子。除了丘吉尔，他不跟他们一伙。”

这位美国中校和德国潜艇军官每天晚饭前总要在酒吧间碰头，这已成为他们的习惯。亨利琢磨，从格罗克身上弄情报是他份内的工作；对格罗克说来恐怕也是一样。格罗克是个职业军人，一个机械工程专家，也是个真正的海员。他谈起新式潜艇的机械设备来毫无顾忌，甚至公开承认在对付鱼雷上的某些难题。关于这个题目亨利是内行，虽然他在讨论的时候非常小心谨慎。格罗克对待政客的态度是既讨厌又看不起，在这方面他倒很象一个美国海军人员。每逢谈到纳粹的时候，他脸上总露出讥讽的神色，而且说话也肆无忌惮，如遇他妻子在旁，就会向他送来警告的眼色。

一天晚上，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和亨利-帕格同坐在大厅的长榻上看跳舞，他忽然对帕格说：“你好象跟德国人交上朋友了。”

“我们是谈正经事。我揣摩格罗克不是个纳粹分子。”

“哦，这班潜艇人员在德国人里面算是不错的。”

“你好象不喜欢德国人。”

“嗯，等你在德国呆一个月之后，咱们再谈这个问题吧。万一我那时还没被驱逐出境的话。”

“当然我并不怪你。过去他们给了你们不少痛苦。”

“不比我们给他们的痛苦多。最后我们赢得了胜利，你知道。”他顿了顿，又接着说：“我们的坦克在亚眠突破敌人的阵线时，我的眼睛受了伤。我当时指挥一个坦克营，中了毒气。总的说来，付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我们终于看到了德国人逃跑。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啦。”

这时候“不来梅号”的船长正在跟罗达跳舞。他的腿很长，跳起舞来一蹦一跳的，跟他肥胖的身躯很不相称。罗达容光焕发，很是开心。帕格见了也很高兴。一连几夜，她一直跟一个身材很高的青年军官跳舞。那军官属于美丽的雄鹰类型，对女人毕恭毕敬地鞠躬，蓝眼睛闪闪发光，而且跳舞时候把她搂得过于紧了点儿。帕格对这件事表示点意见，罗达马上龇牙咧嘴地反唇相讥，怪他这次旅行整天把头埋在书中，他听了也就不吭声了。总的说来，她一直很和蔼可亲，只要她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他也就满意了。

船长搀着她一起回来。帕米拉-塔茨伯利在跟一个美国大学生跳舞。那人跳起舞来高视阔步，象用连枷打谷似的不住地摆动身子。她没精打采地跟着，累得够受。她回来后，说道：“我得给自己找一根拐杖和一头白色的假发才成。我只要一拒绝，他们就会哭丧着脸，显出难受的样子。可是我真不会跳舞，至于那种水手舞——”

音乐又响了。罗达的高个儿年轻军官穿着非常整洁的军服走过来。帕格马上露出不快之色。船长注意到了，当那个年轻军官走近时，在很响的音乐声中跟他说了五、六个字。那年轻人煞住脚步，往后退缩，一下子冲出大厅。帕格从此再也没看见他。

罗达笑眯眯地正要站起来，见那年轻德国人突然临阵脱逃，感到莫名其妙。

“跳舞吗，罗达？”帕格站起身来。

“什么？”她气呼呼地说。“不，谢谢。”帕格向塔茨伯利姑娘伸出一只手去。“帕米拉？”她犹豫一下。“您不跳水手舞吧？”帕格噗哧一笑。“嗯，谁也捉摸不透你们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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