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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3页）

事到经过才知难

――jing世贤文

离高考还有七天，我就搭车回到县城。

范彤和她的丈夫吴听把我送到车站。

候车室里，范彤把一个纸包塞进我的上衣口袋，说，现在不许拆，回到家里再看。范彤说这话时，吴听正在厕所小解，我以为一定是“情书”之类的东西，分别之际，难舍难分，夜不能寐，浮想联翩，就写了这些东西。

还没到家，我就把纸包拆了，里面竟是一叠钱。夹带着一张两指宽的字条，上面用钢笔写道：“谷子，记住这句话：‘宝刀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我握着那些钱，读着字条上的话，眼泪忍不住涌出来。

大chun说的没错，我谷子爱上范老师，或许更多是恋母情结，此时范彤在我的脑海里，更像一个无微不至的母亲，她的叮咛，她的鼓励，她的关心，让我感动不已。

我们高二班的同学全部参加了高考。十年文革，十年动乱，教育界首当其冲，现在，终于拨开迷雾见太阳，谁也不会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临考前，我们班主任说了一句很风趣的话，他说：同学们，吃红薯还是吃白面，就看这三天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是我认为最有把握的语文差点让我马失前蹄。

那次的语文，作文分占了60分，占总分的百分之六十。

范彤这次没有押准题目，当然，这不是让我失手的主要原因，因为考下来，我的自我感觉还是不错的。结果分数下来，我的作文只得到28分，及格线都不到。

我当年高考的成绩是这样的：语文68分（除作文外，其他都是满分）；数学42分，历史86分，地理79分，政治81分。

这样的成绩上了录取线，但未能被上海复旦大学录取。最后，只被本省的一所师范学院录取。

我把我的考试情况向范彤做了汇报，我以非常悲哀的口吻对她说，我未能被上海复旦录取，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我把我的作文全部抄写在信纸上，愤愤地说，他们只给我28分，我是不服气的。

范彤看过我的文章，回信给我说：你的文章有新意，有内容，但不是任何人都喜欢，文章就像水晶眼镜，有人戴着合眼，有人戴着就不舒服，没有绝对的标准。我仔细看了你的文章，我以为‘偏激’是他们给你低分的唯一理由。‘四人帮’倒台了，但人们还没有完全走出yin影，思想模式还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谷子，我敢说，五年之后，你这篇文章可以得满分！

范彤安慰我说，谷子，你已经被录取，就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管他清华、复旦，还是师范学院，大学只是一个人生的过程，社会才是最后的平台，谷子，老师相信你，无论在哪里，你都能发出耀眼的光芒。成功永远属于勤奋的人。

第七十七章天之娇子

因为那时考上大学相当之难，因为上了大学就意味着捧上铁饭碗，所以大学生在别人眼里，那是备受恩宠的，被称为“天之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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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能免俗，我拿到那张粉红sè的录取通知书时，虽然是第二志愿，在心里也确实是虚荣了一把的。

因为我将在这里度过我四年的青chun年华，所以我的把我这所师院大致介绍一下。我们的师院位于省会城市，有瑶琴湖校区、青翠湖校区和省城校区三个校区。学校占地面积4500余亩，建筑面积140余万平方米，省城校区没有围墙，四周被一条数公里长的翡翠河环抱着，绿树掩映下的校园相当幽静，是一所求知做学问的理想场所。我就读的中文系就在省城校区。

学校最先叫通山书院，国民党时期创建以省会名字同名的大学，新中国成立不久改为师范学院。

我在上海那些ri子，基本上与蒋小莉失去了联系。在省师院安顿下来后，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依照第二志愿，我已经被省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我还告诉她，我前段时间在上海复习，在一位中学老师家里，所以你的几次来信，我都没能及时回复。我说，我这次能顺利考上大学，很大程度上也是有了这位老师的帮助。

那一天，我一口气写了五封信，除了蒋小莉，还有范彤、大chun和叶诗文，当然，还有妈妈。

范彤还是一如既往给我寄钱，标准也提高了，每月二十元。这二十元，现在只能割两斤猪肉，而当时，却是一个学徒工一个月的工资，解决我一个月的生活费，绰绰有余。

蒋小莉也偶尔给我寄一些钱来，军医学院是全免费的，她在部队有津贴，而且，家底子也比我好。

那样，我的母亲负担就轻了。我从家里获得的只是粮食指标。

我对妈妈说：“我在学校有助学金，数额可观，足可以对付学费和生活费。”妈妈信以为真，逢人就说：“我家谷子成绩好，每个月领取奖学金助学金，多得花不完。”

我妈妈不知道他的儿子那么小就已经有了一个老情妇，而这个老情妇从高中开始就一直资助着他。要是她知道是这么一个情况，就得意不起来了。

恢复高考第一年的大学生，年龄差别很大，就我们班上而言，就千差万别，最大的三十五岁，最小的十七岁。两个同学走在一起，准被人误认为是两父子。

有一个同学，是不能不提到的，不仅与我同年，也是应届毕业生，而且，他长得与大chun极其相像，让我一看见他，就有一种亲切感。

他叫“吉生”，姓刘。

我问他：“吉生，你几岁上学？”